最近这半个世纪，何塞·耶罗（JoséHierro）在西班牙诗坛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他的诗集几乎每一部都是优秀的，他的创作轨迹完美而常新，途中点缀着多次奖项：阿多奈斯奖、国家批评奖、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西班牙国家文学奖及索非亚女王诗歌奖。今年，被西语国家称为“小诺贝尔”的塞万提斯文学奖桂冠落到了他的头上。这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诗人本人也表现得很平静。或许，他对获奖已经习惯了；或许，他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总之，他说，塞万提斯文学奖不会令他有任何改变。
1922年，何塞·耶罗出生于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桑坦德（Santander），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他所学的专业是建筑学，却常常为杂志、报纸撰稿。正当他对生活充满希冀与渴望之时，出于某些政治上的原因，他被投入了监狱。这段特殊的经历成了他的诗歌中挥之不去的魔影，在许多篇章中都可以见到它的烙印。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第一部诗集《没有我们的地方》中，没有一般的青年诗人常常吟咏的爱情，没有那些幼稚而浪漫的幻想，有的是一份罕见的成熟，以及一位青年以深沉而苦痛的声音记叙他的过往。何塞·耶罗知道怎样以他独特的方式处理那些古老而永恒的主题：大海、春天、美酒、青春、死亡。尽管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诗人的伤口在流血，诗集的主题仍是对生活的热望。这部诗集是何塞·耶罗的成名作，出版于1947年的春天。随后几个月出版的他的第二部诗集《欢乐》（1947年8月）为他赢得了第一个奖项：阿多奈斯奖（Adonais）；这时诗人只有26岁。在诗集的前面，诗人引用了歌德的一句名言：由痛苦达至欢乐。而书中的一首诗里也写道：我们在阴郁的天空下获取欢乐。这本书讲述的正是如何征服痛苦得到艰难的胜利的，读者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诗人为了让完满的、永恒的欢乐占据他的灵魂所付出的努力。然而，这些凄美的诗歌同时也是绝望的。欢乐如同灌了铅的翅膀，如同战争前的和平，即便拥有，也是短暂而无望的。因此诗人问道：欢乐啊，那死亡的表情／是你永远所有的吗？
1950年，何塞·耶罗的第三部诗集《与石，与风》出版了。读者在第二部诗集中得到的死亡与绝望的印象在这本书中更加突出了。这是一次绝望的、徒劳的尝试。诗人努力想要留住从手中溜走的欢乐。记忆之门又一次被打开，伤口又重新被撕裂。那古老、悲伤的孤独感如何能够忘记？“记忆的花朵／怎么能够美丽？”对往昔的痛苦回忆以及彻底的绝望与悲伤在他两年后发表的诗集《四二年新兵》（1952）中也没有摆脱掉。这已经成为何塞·耶罗诗歌所独具的特色，并决定了他不可能是社会性的诗人，而只能是他自己，他的诗则是一种见证。如他本人在1962年出版的他的《诗全编》的前言中所说：“我们战后的诗人们必须是见证性的。”他认为，一位诗人，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炮火的洗礼，并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受到伤害之后，不可能再关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闻着一朵紫罗兰自娱自乐了，他应当以某种方式来反映他所经历、所体验到的那一历史悲剧。这种见证性的诗歌并不意味着放弃形式，相反，它必须忠诚于这样两个层面的把握：它必须是诗——不存在没有适当的或必需的形式的诗歌；它必须是某个人、某段时间或某个场景的见证。
同是在上面所提到的那篇序言中，何塞·耶罗谈到，他的诗歌创作遵循两条道路：报告性诗歌与幻觉性诗歌（其依据和指向是显而易见的）。报告性诗歌显然在他早期创作中占据了主流地位，然而，他所言的幻觉性诗歌也早在他的第二本诗集《欢乐》中初露端倪，而在《四二年新兵》中更有一组诗就被冠以“幻觉”之名。这条“幻觉”的暗流越来越发展壮大，终于在1964年出版的《幻觉之书》中达到了极至。这本诗集可谓辞藻华丽、意象奇诡，诗人大量使用一些罕见、生僻的词语，以他本人的说法，意在试图抓住“不可能”的事物。时空的限制被无限制地打破了，都柏林、马德里、萨拉曼卡、意大利，在某一时刻被通通叠放在一起，而丝毫不顾及其现实的可能性。这一时刻不属于作者，也不属于读者，只属于诗歌。“有一个时刻，不是我的，／我不知是在过去、在未来，／还是在不可能之中。／……我抚摸着它，以诗歌／使它存在、炙热。”
除去上面提到的作品，何塞·耶罗还有几部诗作，如《我对自己知多少》（1957），《记事本》（1991），等等。他最近的诗集是1998年春天出版的《纽约笔记》，又一本奇妙的书。贝多芬、舒伯特、庞德、洛贝·德·维加等名人纷纷在诗中探出身影，颇值得一读。
何塞·耶罗以诗歌讲述他的痛苦与彷徨，失望与希望，以诗歌探索生命的各种可能性，因为，他热爱这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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